民眾之所以在乎經濟成長,其實往往是源於一些最切身的關心,例如,第一個最重要的,是要維持就業,對新進職場的青年人而言,更擔心是否會有工作的機會。其次,大家都關心薪水是否能有合理的調升,尤其是否能追上物價上漲的速度。依此,失業率的高低,無薪假人口的增減,薪資所得是否停滯不前,物價上漲的幅度,尤其是民生物資價格等等議題,就總是引發社會高度的關切。
但是,其他一些總體經濟政策,就自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視。也許因為影響較為間接,也許因為不容易看清前後的因果關聯,因此對於許多經濟政策,就不容易有正確的解讀。
例如,貨幣政策提振經濟的角色,就常被賦予過多的期待。一般而言,央行寬鬆貨幣的作用在於降低利率,藉以壓低借貸成本,增加企業投資誘因,更期待透過投資乘數效果,帶動經濟成長。但這會有一些瓶頸,造成政策效果的限制。
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瓶頸,是利率已低至降無可降,或已低至某個水準,以致產生許多副作用,也因而不宜再降的情況。
「降無可降」的典型例子,包括1930年代的幾乎全世界,1990以來的日本、2008至今的美國、英國,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。這些「零利率」的案例,當然都已落入凱因斯所說的「流動性陷阱」之「貨幣政策無效」的情況。因為貨幣政策不論再如何加以寬鬆,名目利率的下限就是零利率,所以無法再繼續以貨幣政策降低借貸成本,因此失去了效用。
「不宜再降」的例子,則自從2008海嘯後的大多數國家應都屬於此範圍。貨幣寬鬆在正常情況下造成低利率,但卻也因為發行鈔票而造成物價的上漲。不久前,台灣曾大幅報導目前因利率水準低於物價上漲幅度,所以台灣已陷入「錢愈存愈薄」的「負實質利率」情況。社會上對此頗有微詞,但這真是「魚與熊掌,不可得兼」的一個情況,並且也是全球皆然,為了提升景氣的一個不得已的作為。
但是,雖是不得已的作為,付出的代價究竟也不小。除了「負實質利率」傷害了包括退休族在內的存款戶之外,物價上漲或通膨,都造成所得重分配,貧富差距更加擴大的後遺症。海嘯爆發後的這幾年來,許多國際機構發布報告,提醒各國在寬鬆貨幣之時,應要注意其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,並以適當策略彌補之。
另外,最近對於新台幣匯率的討論,亦應放在以上這整個架構中,一起評估。因為,雖然新台幣貶值初步看來對出口產業有利,但貶值政策代表貨幣政策須更進一步地寬鬆,也因此「貶值」與「物價上漲」是連結在一起的。韓元這幾年來貶值幅度較新台幣大,但南韓的通膨率較台灣高,貧富差距惡化也較台灣嚴重許多;更何況,長期而言,物價上漲亦將削弱出口產業競爭力,抵銷掉一部分貶值為出口產業帶來的好處;凡此種種,都是南韓選擇付出的代價。
有人期待貨幣寬鬆以刺激景氣;有人期待貨幣寬鬆,新台幣貶值以促進出口;但當然也有人擔心貨幣寬鬆後,物價上漲日子不好過,或存款的實質報酬降為負數;更有人看到一些「有辦法」的人,以極低的利率借來的錢,創造出更多的財富,因而引起社會上的怨氣與不平。因此,最重要的,並不是說該有什麼樣的貨幣政策;而是能否理性且專業地探討這些總體經濟策略。總體經濟之所以稱為「總體」,就是因為許多環節之間相互影響,息息相關。經過這些討論,才不會陷入不論怎麼做,都有人批評的「父子騎驢」窘境。
(本文作者是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