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前言】

本書深入西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,探尋國家與資本、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,察覺歷代政治與商業不僅始終遵循著「開放—緊縮」的循環,而且彼此糾葛,商人只能在這樣的輪迴中為人作嫁。

中國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,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、干擾及剝削,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。兩千多年的中國商業史,實為一部政商兩階級之間的博奕史。

唐詩話商人

西元八一五年(唐憲宗元和十年),時年四十四歲的大詩人白居易被貶到江州(今江西九江)出任司馬一職。第二年的深秋月夜,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別友人,突然聽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彈奏琵琶,美妙若天籟之音。他陡發感懷之情,因作一首長詩相贈,這就是流傳千古的《琵琶行》。

彈奏之女原本是長安城裡的歌妓,此時則是一位茶商的妻妾。其中關於那位茶商的詩句有四節,曰:「門前冷落車馬稀,老大嫁作商人婦。商人重利輕別離,前月浮梁買茶去。」

商人入唐詩,這不是第一首,卻是最出名的,當然其形象也是最經典的—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。從先秦到南北朝,以商人之「賤」,其形象很少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,即便有罕見的若干首,如《三洲歌》、《襄陽歌》 等,也是描寫巨富大賈的尋歡作樂。而入唐之後,大有改觀,經商活動及商人生活、心態成為描寫的主體,有人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,唐代的商賈詩約二百零三首,大約是唐以前商賈詩總量的一百倍,涉及的詩人共九十人。(註)

在這些唐詩中,商人形象大抵有四。

辛苦勞頓—把商人視為一個正當職業,同情他們的謀生艱辛,這是唐人與前代最為不同的地方。

白居易有詩曰:「莫作商人去,惶君未諳。雪霜行塞北,風水宿江南。藏鏹百千萬,沉舟十二三。」與他齊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,遭遇狂風,感慨身世而傷及商人,「自歎生涯看轉燭,更悲商旅哭沉財」。黃滔作詩《賈客》,把經商比做如在鯨鯢牙齒上行走,艱險非同尋常:「大舟有深利,滄海無淺波。利深波也深,君意竟如何。鯨鯢齒上路,何如少經過。」劉駕作《賈客詞》,生動地描寫了經商過程中的種種艱辛:「賈客燈下起,猶言發已遲。高山有疾路,暗行終不疑。寇盜伏其路,猛獸來相追。金玉四散去,囊空委路歧。揚州有大宅,白骨無地歸。少婦當此日,對鏡弄花枝。」

忙於逐利—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職業本性,唐詩對經商活動中的細節多有描述。

元稹寫長詩《估客樂》,對商人的為利而行、以次充好、六親不認等等行跡進行了細緻描寫,詩中寫到,「估客無住著,有利身則行」,「父兄相教示,求利莫求名。求名有所避,求利無不營。火伴相勒縛,賣假莫賣誠。交關但交假,本生得失輕。自茲相將去,誓死意不更。亦解市頭語,便無鄰里情」。另外一個大詩人劉禹錫

也曾寫過一首《賈客詞》,在引言中,他就明確說,這首詩寫的是那些「以財相雄」的大賈:「賈客無定游,所遊惟利並。眩俗雜良苦,乘時取重輕。心計析秋毫,搖鉤侔懸衡。錐刀既無棄,轉化日已盈。」

勾結權貴—詩人對官商勾結進行了揭露和表達了極大的憤怒。

元稹在《估客樂》中描寫商人以「奇貨通幸卿」,「先問十常侍,次求百公卿。侯家與主第,點綴無不精」,此外還行賄市卒、縣胥,使他們對商人「豈唯絕言語,奔走極使令」。從這些詩句中可見,大商賄賂大官,小賈賄交小官,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,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,為弊之深,由此可見。高適的一首《行路難》,寫官商勾結尤為著名:「君不見富家翁,舊時貧賤誰比數。一朝金多結豪貴,萬事勝人健如虎。」奢侈消費—詩人們描寫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。劉禹錫在《賈客詞》一詩中寫了商人的豪取巧奪之後,繼而描寫其生活的奢華:「妻約雕金釧,女垂貫珠纓。高貲比封君,奇貨通幸卿。趨時鷙鳥思,藏鏹盤龍形。大艑浮通川,高樓次旗亭。行止皆有樂,關梁似無徵。」施肩吾的《大堤新詠》則描寫了商人在長江大堤沿岸城市尋花問柳的景象:「行路少年知不知,襄陽全欠舊來時。宜城賈客載錢出,始覺大堤無女兒。」張籍在廣西遊歷時目睹當地民眾終年勞苦,歲暮無食,「呼兒登山收橡實」,而與此同時,「西江賈客珠百斛,船中養犬長食肉」。

唐代詩人豁達天真,觸景皆可入詩,生情俱能成句,從他們的詩句中重現出大量的社會實景。

開元年間,國力昌盛,工商繁茂,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對當時的經商風尚多有詠誦,李白詩云:「雲陽上徵去,兩岸饒商賈。」雲陽就是現今江蘇的丹陽市,瀕臨大運河,李白親見運河兩岸廣大農村許多人從事商旅。 他又有詩云:「瞿塘饒賈客,音信莫令稀。」這是他在漢江遊歷,想要通過商人給他遠在巴東的友人傳遞書信。

張九齡在南昌為官,登滕王閣,看到城內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樓船裡從事水上運輸:「邑人半艫艦,津樹多楓橘。感別時已屢,憑眺情非一。」儲光羲泊舟長江,「所遇盡漁商,與言多楚越」,這表明楚越之人控制了當時長江中下游的捕魚業。

進入中唐之後,民間經商之風更為盛行,元和詩人姚合有詩記錄他在長安城郊所見的景象:「客行野田間,比屋皆閉戶。借問屋中人,盡去作商賈。」貞元詩人盧綸有詩記他的友人從軍隊退役後的生活:「全身出部伍,盡室逐漁商。」也就是說,舉家從賈、全村經商的情況在唐代已經不再罕見。

唐代商業與前代相比,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是,長途販運業更加發達,歷史學家傅築夫將之視為「近代型商業的端倪」,這一特徵從唐詩中也得到了佐證。杜甫有詩云:「蜀麻吳鹽自古通,萬斛之舟行若風。」麻是手工業原料,鹽是生活必需品,通過長江航道,四川的麻南運、江蘇的鹽北輸,均由「萬斛之舟」承載,其數量之大可想而知,而每當四川盆地因戰亂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時,就會「蜀麻久不來,吳鹽擁荊門」。

《全唐詩》凡九百卷,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首,共二千二百餘詩人,其中不乏詩人與商人鬥氣的典故。其中一則如下:

福建莆田縣有一個富裕的染布商,為人很不地道,常常喝醉了酒毆打自己的親哥哥,還把染布的價格抬得很高。有一次,鄉里會餐,一個遊歷經過的書生擠在酒席裡想吃「白食」,染布商把他趕了出去,書生大怒,就在白牆上題了一首詩,嘲諷染布商的商品質差價格高,商人沒有辦法,只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懇請書生把詩「贖」回去。這個書生名叫柳逢,詩名《嘲染家》:「紫綠終朝染,因何不識非。莆田竹木貴,背負十柴歸。」

註:參看劉小奇的論文《唐代商賈詩的多維研究》,姜革文的專著《商人.商業.唐詩》,復旦大學出版社,二○○七年版。

(本文轉載自吳曉波新書《浩蕩兩千年》,由商周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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